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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变化！
19世纪中国茶叶贸易获得大发展有多种非常直接的原因，一是欧美茶叶市场需求激增，在中国购买量巨大，中外茶叶商人展开竞争，促进了茶叶市场发展。二是打破了延续多年的广州制度后，通商口岸增多，中外贸易额增加很快，尤其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所谓“合作”的外交政策，这带来了中西贸易关系几十年的稳定。另外，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后，国内形势比较稳材料信息定，产茶区重新迎来中外茶商，为国内茶叶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条件。事实正是如此，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中国茶商和西方茶商代理人从条约口岸到内地直接向农民和生产者收购茶叶，并形成内地收购制度。有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化水平评价很高，称“农产品商品化，是贸易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内地丝茶收购是它再好不过的证实”。（25）
茶叶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是较为明显的，突出表现在茶叶种植面积增加和茶叶从业人口数目众多等方面。茶叶出口贸易增长导致旧茶区扩大种植面积，新茶区不断被开辟出来，有的地方甚至拔除别的经济作物，改种茶叶。如福建武夷山在1850年代后茶树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和栽种起来的”。（26）在江西，“茶叶昔无近有，皎源西山最盛”。（27）安徽的茶叶种植面积增加更是明显，比如在九江四周，“本埠四周产茶区的发展是很有意味的。距本埠87哩的建德县（Kien-Te，即今安徽秋浦县），是1861年才开始种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卖价已高”；“五个新产区的茶已经进进了市场，此即距本埠280哩的吉安，距本埠287哩的建昌（Kien-Chong，即永修），距本埠35哩的瑞昌（SoeyChong），和九江四周包括庐山山脉的一些地方。福州四周的潭尾街地区（TooMooKwan）今年也生产了小种茶（SouChong），供本市销售”。（28）享有盛名的安徽祁门红茶也是侠盗飞车钻土车的秘籍肇兴于咸丰年间，为具有传奇色彩的胡元龙所创：
安徽改制红茶，权舆于***，而***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之贵溪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种茶。光绪元二年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29）
湖北产茶区以羊楼峒最为着名，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红茶之方法”。不仅大规模种茶，而且茶叶市场兴隆，茶厂林立，光绪初年“红茶贸易极盛，经营茶庄者，年有七八十荚冬砖茶制造，亦于此时开始”。（30）
茶叶生产、贸易和茶叶制造业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扩大了就业。比如在羊楼峒，“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31）在福建北岭古田罗源等处，年产茶3万多担，“恃此营生者约有一万户之多”；（32）在台湾，同治年间，乌龙茶销路日广，“茶业大兴，岁可值银二百数十万元。厦、汕商人之来者，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贫家妇女拣茶为生，日得二三百钱。台北市况为之一振”。（33）据估计，鸦片战争前，中国植茶农户共有130.25万户，按每户均匀5人计，茶农约350万人左釉痘到1894年，植茶农户增加到234.09万户，茶农650万人左釉冬半个世纪增加了近一倍。（34）假如再加上采茶季节工、制茶临时工、茶贩、茶号、茶栈职工等，数目应该更多。有学者估计，晚清时期直接投进茶出口产业的人力至少在13茶叶价格59万以上，这还不包括材料生产、水运、金融等其他辅助部分的从业职员。（35）
以台湾为例，1860-1895年间，台湾的茶叶出口据全岛第一，茶叶从业人口达30多万人，是糖从业者的一倍，这还不包括无法统计的熏制茶叶所用花的种植者，以及将茶叶由产地运送至港口的挑夫、船夫或牛车夫及制船的人等，对解决台湾日益加重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36）
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江南及两湖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中俄恰克图陆路茶叶贸易的繁荣，对江南和两湖农业的恢复和种茶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出现了贸易化和市场化的倾向。尤其是汉口开辟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叶就可以由水路经洞庭湖进长江，然后会集汉口。在“红茶利兴”和方便交通的刺激下，平江县以前种植红薯的山谷间闲地，全部改为种茶；浏阳以前种麻的地方，也改为种茶。其他地方竞相效仿。这样，两湖地区茶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1871年，两湖地区茶叶种植面积比10年前增加了50％。（37）由于种茶有利可图，地方官也大力支持农民种茶，如湖北襄阳知县宗景藩编写了《种茶说十条》，广为散发，积极劝导农民种植茶树。
种茶面积扩大，茶叶产量进步，茶庄林立，又带动了就业和制茶业的发展。如平江，拣茶者就有几万人；鄂南的崇阳、咸宁、羊楼岗一带也是著名茶区，这里的茶叶一部分由晋商收购并就地设厂加工。俄商则在汉口开办了几家至公司，专门制造砖茶和焙制上等茶，公司经常雇佣当地农民数百乃至上千人。
这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农业借助于贸易金融获得发展的实例，是国外茶叶市场开辟带动了地方农业、手产业和贸易的发展。从理论上说，这种茶叶贸易的繁荣会使国内投资流向发生改变，落后的农业经济可以借此得到改造，并促使茶区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而引起劳动雇佣关系的变化。（38）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这种市场推动农业发展的成效却并不明显。
值得留意的是，19世纪茶叶贸易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国内经济结构。由于茶叶出口量增长迅速，市场需求增加，从而刺激了国内茶叶种植业的发展，茶叶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增加，品种增多。清初全国茶叶产量为235万担，光绪年间增至450万担，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用于出口。随着茶叶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农村中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劳动力比例有所进步，从而改善了生产部分中劳动力的分配，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市场繁荣。（39）
在促进茶商的近代转化方面，茶叶贸易的繁荣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经营茶叶出口贸易茶商的兴起。鸦片战争前，基本上是从事国内贸易的旧式商人。除在恰克图与***直接做生意的晋商外，其他经营出口茶的商人只是将茶叶卖给广州十三行，他们自己并不与外商打交道。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上海，一些“多领洋人本钱”的新兴茶商，“挟重金”来到产茶区，代外国洋行购买茶叶。（40）继之有人开设专门与外商做交易的茶栈，以及加工精致茶的茶厂、茶号，至1870年，上海已有茶栈几十家。在福州，经营出口业务的茶庄基本取代了原来的“西客”。汉口的情形与福州相似，原来经营输俄茶的“西客”均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式茶商。九江、武宁、祁门等地也是如此。（41）在新的形势下，这些茶商学会了新的经营方式，取代了传统商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汉口在19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主要的中英贸易口岸。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汉口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正如罗威廉引用西方观察家们的话说：“假如不是茶叶贸易，实际上没有一个西方人会涉足这个城市。在西方人眼里，茶叶是汉口存在的惟一理由。”这种说法固然有点言过实在，但可见茶叶贸易对于汉口的重要性，所以罗威廉又说：“正是由于茶叶贸易的巨大份额，才使得当地茶叶市场成为西方影响这座城市的主要渠道。因此，茶叶改变了汉口与其区域腹地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并改变了汉口社会精英的结构。”（42）上述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茶叶的确全面拉动了汉口经济增长。有学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茶叶对于汉口经济地位确立的重要性：茶叶催生了汉口的砖茶产业，使汉口成为中国近代砖茶产业的滥觞地；茶叶贸易是导致汉口近代海关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茶叶使汉口金融业发生了质的变化，直接促成了近代银行系统的产生；茶叶在使汉口成为国内乃至国际著名商埠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3）茶叶贸易对汉口经济发展的作用最为明显。至清末，茶叶已经成为汉口市场最大宗的商品，茶叶贸易额超过上海，占到全国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44）
福州的兴起具有传奇性，而且与茶叶贸易密不可分。在《南京条约》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中，福州发展最晚。福州的真正发展开始于1850年代，即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由于上海被小刀会占领，于是茶叶贸易中心迅速转移到福州。可以这样说，福州自从有了繁荣的茶叶贸易后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由于湖南省及中国其他各地的骚略冬茶叶运往广州和上海的内地运输常有中断，福州遂成为收购茶叶的主要商港之一”，福州“作为一个对外贸易地点，正在迅速日臻重要”。（45）当然，从贸易额上来说，有时鸦片要超过茶叶，但显然茶叶贸易对福州更为重要。红茶是福州最为重要的出口货物，1856年福州辟为茶叶外运的正规口岸，茶叶贸易发展更快，“此事为茶叶贸易开辟了一个新纪元”。（46）1856-1860年，福州的茶叶出口一般都占到了全国的40％以上；1859年超过上海出口量的8％，达到46万磅。（47）福州的茶叶出口对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茶叶产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由于茶叶这种商品的特性，茶叶贸易繁荣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在整个19世纪，中国茶叶出口数目一直是上升的，但出口值却并未随出口数目的上升而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茶叶贸易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由于从茶叶贸易的客观情形看，直到19世纪中后期以前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恰恰正是在19世纪，世界茶叶消费迅猛增长，对中国的依靠度加大。然而，中国茶叶出口的迅速增长并未带动中国融进全球化的步伐，茶叶产量虽有增加，但产值并未相应增加，生产和加工技术也未有明显改进。清政府看重的仅仅是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的税收，不仅没有具体措施激励茶叶生产和贸易，还设置种种关卡限制中国茶商的茶叶贸易。这直接导致中国茶叶生产和加工水平低、本钱高、茶叶质量下降，促使英国在印度和锡兰等地开辟新茶园。到19世纪后期，国外大茶园迅速崛起，中国茶叶的国际市场遂逐步萎缩，中国茶叶贸易由盛转衰，随之而来的是贸易赤字增加，经济形势恶化，危机加剧。因此，茶叶贸易除了暂时给政府带来短期的税收效益以外，
中国是如何失去了茶叶贸易的主导权？
与英国政府在广告宣传方面的积极主动相比，清政府则无所作为。清政府既不知道外国市场上发生的一切，对这些也不感兴趣，甚至在中国的茶叶出口数量下降之后，仍然缺乏积极应战的姿态，反倒有些幸灾乐祸，认为这恰是一个劝导人民弃末务本的好机会。
闽浙总督卞宝第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至于武夷北苑，夙著茶名，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末业所存，易荒本务。现在种茶之区，市疲山败，民心颇知改悔，乘势利导，董劝并施，尤属刻不容缓"。
缺乏了政府的组织，中国的茶叶销售只停留在"由个体茶农采制小量茶叶，然后运往各处叫卖几天"的阶段。
正是双方政府对待茶叶销售的不同态度，英国政府积极扶持与清政府的无为甚至盘剥茶农与茶商，造成中国茶叶销售始终是分散与个体的，不能形成强大的集团，多年以来垄断国际市场的中国茶叶在短时间内即被印度茶叶击败。
伴随着印度茶叶的兴起，中国也完全丧失了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将中国茶叶的失败归因于海外贸易被控制，但是两者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果中国商人控制了茶叶的贸易网络，那么中国商人的行为多少也会像17世纪荷兰在香料群岛的情况一样，由于茶叶的种植难度远远高于香料，因此英国便很难从容地培育起一个新的茶叶生产基地。
正是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茶叶贸易完全由英国垄断，才使中国商人和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认识到英国的扶持政策，以至于英国从容地培养了一个中国的竞争对手，使中国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彻底消失，而贸易垄断权的丧失也就意味着生产控制权的最终消失。
中国从开始就放弃了对贸易的控制，于是欧洲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口商品。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向本土输出各种可能赢利的产品，然而当商人输入的产品与本国产品形成冲突时，便会激起本国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强烈反对。尽管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势力很大，也往往不得不向本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低头，转而寻求新的贸易产品。
相反，中国没有一个商人集团能够控制这种跨国贸易，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出口产品时只能被动地适应西方的需求，结果便是中国出口的产品由丝织品和瓷器转变成了茶叶和生丝，即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土地、劳动密集型产品，完成了从一个制造业中心国家向边缘性的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的转变。中国出口产品的转变与兴衰也印证了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海商的失败不仅仅是中国海商的失败，而且是西方商人在全球贸易中确立主导权的胜利。西方商人在控制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之后，进一步向中国沿海与内陆延伸。中国的沿海贸易与内陆从事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商帮也纷纷衰落了。
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取得五口通商的权利以后，上海等口岸向西方国家开放，导致了西方国家渗透到中国的沿海贸易中。此时，西方国家不但拥有先进的造船技术，同时更是依靠海盗行为夺取中国沿海贸易的份额。
这些国家的商人在沿海不断地拦截中国船只，同时控制了中国沿海的保险，这些保险公司并不向中国商船提供保险，这就使中国商船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外国商人的海盗行为以及他们的竞争，中国从事沿海贸易的帆船数量锐减。
英国人哈特在他题为《来自中国》的报告中写道："五十年前经营牛庄和华南各埠沿海航运的中国帆船，已经摧毁殆尽，华南的大部分贸易也同样转由外国船只运载，扬子江上不断增长的国内贸易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帆船。"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帆船总数不及鸦片战争前的1/4。
在海商和沿海商帮衰落以后，内地商帮因为受到外商的挤压，也纷纷衰落了。关于清代商帮的衰落，很多学者从制度等角度进行过探讨，却忽略了中国商人在与外国商人的竞争中缺乏保护。
清政府严格防止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形成集团，造成海外贸易衰落，进而被迫打开国门，使国内商人也不得不面临西方商人的竞争，而此时清政府并没有对本国商人实行及时的保护，造成本国商人的利润继续被外国商人侵夺，经营茶叶贸易的徽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徽商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宋朝，而徽商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商帮则是明朝实行开中法以后，徽商由于垄断了盐业贸易而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商帮。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盐业垄断制度，票盐法使徽商继续了其在盐业中的垄断地位。然而随着茶叶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加，茶叶贸易在徽商经营的比重也持续升高。
至鸦片战争前，徽商在盐业上平均利润总额达到100万～120万两白银，而茶叶出口的年均利润总额则达到了200万两。正是茶叶贸易的丰厚利润促进了徽商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由于徽商很少直接从事海外贸易，只是通过广东的十三行和福建海商出口茶叶，因此当海商衰落时，并未对徽商形成直接的冲击。
但是这已经使中国茶叶贸易的利润出现了缺失，徽商茶叶贸易的衰落正是开始于其茶叶贸易的利润不断被外商剥夺。中国茶商贸易的完整利润链为：茶叶产地—县镇市场—港口—巴达维亚。当外商直接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时，中国海商的利润首先被剥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沿海设立了很多商馆，获得了前往内地采购茶叶的权利。
由于西方商人在运输茶叶过程中享有很多优惠，而中国本国商人仍要缴纳很多厘金，这使中国茶叶商人在内陆茶叶贸易中也无法与西方商人竞争，因而徽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其利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不断深入中国内陆贸易的过程中，如前文所述，英国也在积极扶持印度、锡兰的茶叶生产，并在19世纪3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向英国的出口，此后，印度、锡兰茶叶出口数量不断增长，其速度超过了中国茶叶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而当印度、锡兰茶叶满足了西方的要求之后，西方国家便逐渐减少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数量。
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221万担，1887年国外市场的急剧萎缩便造成了茶叶价格的急剧跌落，该年茶叶价格仅为1864～1866年的31.75%～42.75%。至1900年，中国茶叶出口仅为138万担，占国际茶叶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后。茶叶贸易衰落之后，徽商的利润额大幅度下降，再也没有资本支持其他商品的长途贩运了，徽商的影响力便越来越小了。
此后，清王朝废除了票盐法，更使徽商丧失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彻底衰落了。与徽商同执中国明清商帮之牛耳的晋商的衰落，同样与海外贸易丧失后与西方商人直接竞争关系密切。与徽商一样，晋商在清代最辉煌时期的成就，不是依靠其盐业的垄断，而是依靠茶叶贸易的发展取得的。
19世纪40年代，晋商出口的茶叶金额年均达到了500万～600万两白银，而盐业贸易额则仅为500万两白银左右。同时，晋商票号的发展也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正是在道光时期，晋商茶叶贸易额激增，单纯依靠镖局已经很难应付日益巨大的资金周转需求，票号才应运而生。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俄罗斯商人可以直接深入中国内地贸易，晋商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商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天津比全国低1/3税率的特别通商权，同时俄罗斯商人还可以不用缴纳厘金，从汉口沿长江将茶叶运至上海后，走海路到达天津，再走陆路到达恰克图，回到莫斯科。这些便利条件都是晋商所不具备的，故而俄罗斯商人贩运茶叶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晋商终于被排挤出了中俄茶叶贸易。
与茶叶贸易受到排挤的同时，晋商经营的票号也遇到了外国银行业的竞争。由于公款汇兑只占票号总汇兑额的4%左右，其余主要是针对工商业的，中国商帮的衰落自然影响到晋商的存款，而银行业本身存在网络效应，其萎缩必然带来进一步的萎缩。20世纪初北京的挤兑风波使山西票号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据对当时山西主要的十四家票号账务的统计，除了大德川票号贷款比存款仅多一万两外，其他票号收回贷款支付存款是绰绰有余的。这说明晋商票号的经营没有问题，因此是商帮的衰落导致票号因无法收回贷款而倒闭。因此，伴随着其他商帮的衰败，晋商的票号也衰败了。
什么是洋庄茶
根据我这两天看新安，以及通过对一些知识的了解，分析洋庄茶估计是对出口茶叶这个业务的一个概称，所有出口的茶叶都叫洋庄茶。其实就是出口茶叶业务，我唯一想不通的就是连许家大少爷都能有门路知道是个圈套，为什么汪家大老爷就不知道呢？鄙视导演。。。。
以下是资料：
上海开埠之前，清政府只准广州一个口岸对外通商，各地茶叶也多运抵广州出口。开埠之初，1844年上海只有544吨茶叶出口。③此后，因上海拥有地域优势，④出口量逐年增加。1851年上海口岸茶叶出口首次超过广州，并成为近代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口岸。随着茶叶出口量增加和茶叶出口洋行的迁入，⑤上海民族茶商组织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从这些组织的产生与变迁，可以看出近代中国茶业组织特点及其发展的一些脉络。
(一)茶栈的兴衰
上海的茶栈又称洋庄茶栈，它居于内地茶号或上海土庄茶号⑥与出口洋行之间，专门从事茶叶出口中介业务的组织。随着1843年上海的开埠，外国资本进人上海设行收购丝、茶，但内地茶客(茶号)与出口洋行之间语言不通，商业交往彼此缺乏信任，起着中间桥梁作用的茶栈便应运而生。起初茶栈组织仅是给内地茶客或茶号代销茶叶，收取佣金。之后，茶栈除了中介作用外，又逐渐演变成为茶号的借贷机构和带有牙行性质的组织。按照当时上海商业惯例，内地茶号不能直接与洋行进行交易，必须通过茶栈雇佣的通事⑦作为中介，向洋行进行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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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福州强大到赶超上海，现在还有那个实力吗？
作为福建省会的福州，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似乎名气都略逊于厦门与泉州。如果说到海上丝绸之路，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泉州，今天说到去福建哪里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厦门和它附近的鼓浪屿。在今天的福建，GDP排名第一的是泉州，而工资相对较高的则是厦门，说到台海关系，我们想到的也是厦门。
福州身为福建省会，相较于中国其他省会城市，它的存在感并不是那么的高。殊不知，历史上的福州是福建重要的港口，也有过鲜为人知的辉煌。
福州标志性景点三坊七巷（笔者摄）
一、福建最初的中心-福州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用这句话形容4月的福州一点都不为过，我曾在2015-2019年间连续五次造访福建，走遍了福建的四大港口，在泉州、漳州、厦门与福州港，我看到了别样的福建历史与文化。
历史上，泉州、福州、漳州与厦门四大港口，都有自己的外港，甘棠、马尾、月港、法石，这些乍听上去普通的名字，其实曾经都是赫赫有名的商铺，也是中国海上贸易率先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福建马尾港区全景
但在四大港口中，福州港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在今天福州地区设置了闽中郡，县治就在今天的福州，当时称为东冶。《后汉书》记载，东汉初年，东冶就开辟了与东南亚定期的海上贸易线。
到了三国时期，福州正好属于擅长造船与航海的东吴。东吴曾经在今天的福州城内设置了大型的造船厂。可以想象，当时好的大船可以从福州港直通大海。因为通海的便利，福州在三国时也成为吴国重要的海上基地。
吴国曾经派卫温与诸葛直从福州港出发，到达今天的台湾，这也是历史上中国大陆与台湾较为早期的一次交流。在泉州港兴起之前，福州港一直是福建省最重要的港口城市。
福州港
当时的福州港不但开辟了来往于东南亚的航线，还开辟了来往于日本、新罗、印度等国的航线。到了五代时，王审知占据闽地，加快了福建海上贸易的发展与经济的建设。他从扩大福建海上交通入手，在今天的福州港以北的黄岐附近开辟了重要的甘棠港。
至于甘棠港的具体位置，现在还不大确定，可能在今天福州的连江县附近。这个甘棠港口曾经人烟繁盛，舟船密集，为当时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税收。它不仅是福州沿海贸易的商业港口，也是五代至北宋时期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中转站。
今天的黄岐港（笔者摄）
二、福州港的起起落落
其实，福州能得到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里是闽江的入海口。闽江是福建最重要的河流，闽江本身的河运交通就十分发达，福建内地的居民往往先将大宗货物运往闽江的江口，然后再通过福州港把这些货物运往世界各地。
闽江的夜景（笔者摄）
但是到了宋元时期，随着泉州港的兴起，曾经的福州港在福建的地位渐渐下降。但到了明代，市舶司从泉州移到了福州，福州再次成为整个福建港口的老大。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章程》的签订，让福州再次成为福建海上经济的中心。我曾经在福建省博物馆看过一张19世纪40年代来华的英国人画的福州港，画面上，一座长方形的城市与闽江相连接，城与岛上耸立着一座灯塔，当时福州城的人口大概近50万之多。
鸦片战争
1847年前后，在西方传教士的眼中，福州沿岸到处都是商铺。进入1850年代，福州的茶叶贸易开始兴起，贸易更是蒸蒸日上。到了1866年时，福州的茶叶出口总额，已经超越了广州与上海的总和。
当时的福州已经成为中国茶叶出口的中心，每年的茶叶出口量接近全国的1/3。就在福州港贸易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位于福州东南马尾港的福州船政局开始兴建。
福州船政局
今天，马尾是福州的一个市辖区，但在150年前，这里却是整个中国知名的国际化港口，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造船厂，第一座现代化的海军学校，第一艘铁甲战船。但是1884年中法海军的交战，让福州船政局全面衰落，福州港也在马尾海战后一蹶不振。
马尾海港
对福州港而言，比这场战争影响更大的是西方列强的一步步渗透，汉口、九江、天津与营口，这些遍布内陆大河沿线的城市，先后成为中国腹地连接海外的重要港口。
而福州的地位也开始逐渐动摇。1921年，由于贸易的衰落，福州城的人口一度下降到32万左右，至于福州地区的贸易额，从鸦片战争前后的领头羊，到之后甚至还不如天津港的1/3。
繁荣的天津港
文史君说
福州从秦代开始一直都是整个闽地的政治中心，而福州港更是因为靠近闽江而成为福建地区最大的港口。虽然泉州曾一度超越了福州，但福州还是凭借自身的基础在明代再次完成了反超。只是随着时代的更替，曾经的福州港因为列强的渗透以及多方面原因，造成了它最后的衰落。
参考文献
谭其骧；《长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中国国家地理编辑部：《中国国家地理》（陕福建专刊上），2009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禹贡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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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彩纷呈的上海茶文化
中国的饮茶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和创新，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上海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茶文化异彩缤纷，形式各异，创新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海派特色。想要更加的了解上海的茶文化，本期饮茶文化为你科普。
1.形式多样，异彩纷呈，具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海派特色。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五方杂处，人文基举，也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是中外文化交汇地。因此，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又较早接受外来现代文明的影响。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改善，都市茶文化也有了新的多样化的发展。其中连续五届的国际茶文化节就是它的集中反映。
例如1994月17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市文联、市茶叶学会率先举办94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系列活动，开幕式在闸北公园举行，节中有闸北公园游园活动，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在上海”陈列室揭牌仪式，茶文化研讨会，茶艺表演交流，茶趣征文，经贸展销，东方茶情风情旅游等。前来参加茶文化节的海外茶人有 40 余人，包括日本丹月流茶道、香港荣艺中心以及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朋友；国内有江西、安徽。浙江和上海汪恰相、上海茶叶三厂、宋园茶艺馆等数十支茶艺表演队登台表演。
五年来，各种各样的茶文化活动此起彼伏，年年有新招，层出不穷，异彩纷呈，蔚然成风。它不仅丰富了上海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人们的情操，提高了人的素养，而且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在社会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茶事兴旺，设施齐全，时尚翻新，饮茶与养生相结合。
由于文化的作用，在上海，茶已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质被人们所认识，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的茶文化已成为都市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94至今连续五届的上海国际茶文化节期间，国内外各界人士参与人次达二百多万。在连续五届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的带动下，上海茶事更加兴旺，并对上海人口素质、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和观念体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一是茶叶销售量直线上升。据统计，改革开放前上海茶叶销售店不到一千家，现在有五、六千家； 90初上海人均消费茶叶150后，每年以年增一百克的速度递增，现沪上人均年消费茶叶已达600，市民饮茶比例高于喝饮料达87.6%，居所有饮品之榜首。
二是茶文化设施遍布大街小巷。据调查，目前上海已有经营型的茶楼、茶馆、茶坊和公益性的茶座、茶亭、茶室一千多家，配之以茶道、茶礼、茶艺表演的景点达一百多家。其中有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具有明清风格、古朴典型的豫园商城湖心亭茶楼，建于闸北公园内的园林式茶艺馆——宋园茶艺馆，以及黄浦区少年宫“小茶人”茶艺馆、井苑茶艺馆、吴越人家和各具特色的北站街道“百乐”京剧茶座、左江西路街道的聋哑人文化茶座，还有遍布大街小巷的社区服务中心茶座、茶室等。饮茶成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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